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高铭暄：我已经年逾九十，站讲台的生涯已近七十载，培养法学博士六十多位，我的学生们，是我一生最大的成就。但我曾经也是一名不谙世事的青年学子，我的求学从教之路之所以有所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培养支持，同时也得益于那些曾给我关爱、教诲的先生们。 中学时期，地理老师陈铎民教我养成了带本子、做笔记的好习惯，后来正是这个好习惯，伴随我经历了新中国刑法立法的全过程，这期间记录留存下来的草稿笔记，今天已经成为见证历史的珍贵资料。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朱光潜、老舍、郭沫若等名家也都曾帮助过我，启发过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多位苏联专家也曾为我传道授业，贝斯特洛娃、达玛亨，至今我还能清晰地叫出他们的名字，眼前会浮现出他们的样子。 在学习刑法路上，我的启蒙人是李浩培先生。李先生讲的刑法学特点是体系完整、内容生动，听起来毫无枯燥之感。他的办公桌上撂着很多外文书，办公之余始终不忘孜孜不倦地做学问。每次上课的五六里路，李先生来回都是步行。都做法学院院长了还步行去上课，这当时就给我很大触动。李浩培先生是我一生的恩师。后来我自己从教后，我经常注意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关爱、尊重每一位学生，既奉行有教无类，又注重因材施教，这些都得益于李先生对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