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传销组织借助互联网犯罪手段也不断翻新，他们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以“资本运作”“消费投资”等为名从事各种传销活动。这类案件往往涉案人数众多、涉案数额特别巨大，取证难度大，导致司法实践中在事实认定与数额认定方面存在诸多困难。《检察日报》本期“观点·案例”聚焦最高检第十批指导性案例中的叶经生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第41号），邀请法学专家与办案检察官就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案件的定性、如何识别新型传销活动等主要问题展开探讨，敬请关注。

最高检第十批指导性案例

叶经生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

（检例第41号）

【案情简介】

2011年6月，被告人叶经生等人成立宝乔公司，先后开发“经销商管理系统网站”“金乔网商城网站”（下称金乔网）。以网络为平台，或通过招商会、论坛等形式，推广金乔网的经营模式。其模式主要是采取上线经商会推荐并交纳保证金发展下线经销商，以消费返利诱骗群众参与金乔网，保证金或购物消费额双倍返利；在全国各地设区域代理，给予区域代理业务比例提成奖励的方式发展会员。截至案发，金乔网注册会员3万余人，其中注册经销商会员1.8万余人。在全国各地发展省、地区、县三级区域代理300余家，涉案金额1.5亿余元。

2013年3月11日，浙江省松阳县检察院以被告人叶经生等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向松阳县法院提起公诉。2013年8月23日，浙江省松阳县法院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被告人叶经生等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两被告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丽水市中级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入罪法理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特聘研究员、法学院教授

时延安

“对经济犯罪的认定，不能简单地套用财产犯罪的解释原理和认定逻辑，应当充分认识到经济犯罪的特殊性。”

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司法实践中，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中所涉及的传销模式，是一个典型的违法犯罪结构，参与人只要向下线“拉人头”，其行为都带有违法性质，刑法之所以只惩罚组织者、领导者，主要是为了限缩惩罚范围，同时考虑到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主要获利者。为此，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中即重点明确了传销模式（主要是传销组织层级及人数）、组织者、领导者的认定、“骗取财物”的认定、罪名适用等问题。最高检指导性案例（第41号）（下称“检例41号”）提供的要旨则聚焦在传销模式的认定上。

刑法第224条之一有关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状设计将“骗取财物”作为构成要件的组成部分，在解释上确实产生了争议。《意见》中提到，“参与传销活动人员是否认为被骗，不影响‘骗取财物'的认定”。也就是说，即便参与传销的人在参与过程中知道传销的性质，但认为没有被骗，也不影响“骗取财物”的认定。显然，如此界定“骗取”与诈骗犯罪中的“骗取”不同，后者须使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才能成立，而这里的“骗取财物”中，参与传销的人对参与活动的性质、取得利益的方式是清楚的，在一些情形下，其甚至清楚地认识到“越早进入、及时退出”是可以获利的，而这类情形并不影响该罪危害程度的判断，进言之，这类情形所涉及的传销资金金额不会从定罪量刑数额中予以排除。当然，就多数参与传销活动的人而言，其并不知道非法传销模式最终将“崩盘”并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损失。

也正是由于法条明确将“骗取财物”作为该罪的构成要件，有论者将该罪中所涉及的传销类型仅限定为“诈骗型传销”，而将所谓“经营型传销”排除在外。如此看法，显然是将该罪中的“骗取财物”与诈骗犯罪中“诈骗”的含义相等同。如此解释，当然可以限缩该罪的成立范围，但如此理解却存在明显不当。首先，实践中一些非法传销行为难以清晰地归入“诈骗型”抑或“经营型”，既然存在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的情况，就很难说其不是一种经营行为，即便这种经营行为本身，从纵深来看是一个欺诈性的行为结构，也就是说，“骗取财物”是通过创设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模式得以实现的，从证据材料看，多数这类案件中都有推销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情形。其次，如果将“骗取财物”等同于诈骗犯罪的“诈骗”来理解，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以集资诈骗罪来处理即可。恰恰是因为其与诈骗行为的结构不同，立法机关才将其独立成罪。对于那种没有实际商品交易活动或服务提供活动而进行所谓传销的，应直接以集资诈骗罪论处，而不应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处罚。其三，如果将该罪的“骗取财物”等同于诈骗犯罪中的“诈骗”，就会与其法定刑配置明显不匹配，还会与其他类型的特殊诈骗罪的法定刑形成较大落差，如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且一般而言，合同诈骗案件的被害人数量要远低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件中参与传销人数量。其四，法律和《意见》没有为该罪规定“非法占有”这一典型的诈骗犯罪的主观要素；同时，犯罪数额计算是以“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计算，而如果将该罪理解为诈骗犯罪的一种具体类型，则应将已经返还的数额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可见，简单地认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属于诈骗型传销，甚至是诈骗犯罪的一种具体类型，没有充分的法理根据，从法条字面意义进行界定，也与该罪的规范目的相冲突，而且将诈骗型传销与经营型传销区分对待，在实践上也行不通，甚至会给司法工作者认定犯罪带来不必要的困惑。如前所述，非法传销本质上也是一种经营行为，只不过这种经营模式带有不可控制的风险性，且整体上带有一定的欺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