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别号于山，山西永宁(今山西省方山县)人[1-4]，清初著名廉吏。其先世于坦仕明朝，弘治中叶，官至都御史。父时煌授鸿胪寺序班，居乡力行孝义，有长者之风。成龙性情庄毅，不苟言笑，才智过人，吃苦耐劳，人所不及。“躯干修伟，红颊隆准，美髭髯，精神炯炯四映”[5]。他嗜好读书，“为学务效实行，不屑于词章之术”。曾说：“学者苟识得道理，埋头去作，不患不到圣贤地位。”[6]尔后，此言成为其座右铭。于成龙四十五岁步入仕途，历任知县、知州、知府、江防道、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总督等重职。因他居官“精吏治，钩摘奸宄，罔敢匿伏，尤以清节著名”[7]，并“以文吏而擅武略，屡著奇勋”[7]，深受士民的爱戴。康熙帝玄烨称誉他为“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所作条陈、奏议、劝谕、文章、诗词等，生前由其门人编辑为《于山奏牍》(七卷，附诗词合选一卷)；[3]后二十余年，吴人蔡方炳集其文告为《于清端公政书》(八卷，外集一卷、首一卷、续集一卷)，以于成龙为官经历为序，后附录前人所记于氏治绩。

《于成龙判牍》，是民国时期出现的一部判牍选集。该书题名《清代名吏于成龙判牍》，书内则作“于成龙判牍菁华”。正文存“虞山襟霞阁主编纂，衡阳秋痕廔主加评”字样。从判牍内容看，该书应是于成龙的作品。

该书内容可分为六类：?一是婚姻案件，如婚姻不遂，夫妇不协，代饰新郎，控媳忤逆，以良作妾，一女两嫁，请求再醮，祝寿起祸，控告悍媳，控妇凶悍等；二是田债纠纷，如欠债诬陷，两姓械斗，争夺嗣产，购货争执，索债被殴，强夺耕牛，钱债纠葛等；三是犯奸案件，如重惩淫尼，惩办娼妓，争夺妇女，男扮女装，调戏寡妇，诬告强奸等；四是贼盗案件，如索诈行凶，诱拐儿童，土豪诈财等；五是胥吏犯案案件，如侵蚀公款，吞没存款，胥吏作奸等；六是其他案件，如争葬母柩，粪污衣服，聚赌牟利，土豪缠讼等。[8]

作为留存至今为数不多的于成龙文献之一，《于成龙判牍》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1.《于成龙判牍》既展现了清代早期司法判案的规范，又展示了法、理、情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具体判案过程，具有法律史意义。

于成龙判案，常常综合考虑情理因素，人情、情实、天理、道理等兼顾，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不同的案件里，情或理占有不同的地位，而各有侧重。如首篇《婚姻不遂之妙判》的判词，就能在司法判案过程中，多方考虑世事人情，而加以法官的主观判断：

关雎咏好逑之什，周礼重嫁娶之仪，男欢女悦，原属恒情。夫唱妇随，斯称良偶。钱万青誉擅雕龙，才雄倚马；冯婉姑吟工柳絮，夙好针神。初则情传素简，频来问字之书；则继[继则]梦稳巫山，竟作偷香之客。以西席之嘉宾，作东床之快婿。方谓情天不老，琴瑟欢谐。谁知孽海无边，风波忽起。彼吕豹变者，本刁顽无耻，好色登徒，恃财势之通神，乃因缘而作合，婢女无知，中其狡计。冯父昏聩，竟听谗言，遂以彩凤而随鸦，乃使张冠而李戴。婉姑守贞不二，至死靡它。挥颈血以溅凶徒，志岂可夺？排众难而诉令长，智有难能。

仍宜复尔前盟，偿尔素愿。月明三五，堪谐夙世之欢；花烛一双，永缔百年之好。冯汝棠贪富嫌贫，弃良即丑，利欲熏其良知，女儿竟为奇货。须知令甲无私。本宜惩究，姑念缇萦泣请，暂免杖笞。吕豹变刁滑纨裤，市井淫徒，破人骨肉，败人伉俪，其情可诛，其罪难赦。应予杖责，儆彼冥顽。此判。这篇判词始终在叙述事实。依据常理，杀伤他人需要重惩。而于氏的判词开始对钱万青、冯婉姑恋情极力赞美，语言中充满着对这对恋人的深切同情，以及对拆散鸳鸯的冯父、吕豹变的痛恨。判词既对才子佳人的婚约极力认可，也为冯婉姑的抗婚刺杀行为作了辩解，称吕豹变是“刁顽无耻，好色登徒”，褒扬冯婉姑“守贞不二，至死靡它”，自然而然地显示了对女方刺杀行为的开脱。依据大清律例，“男女婚姻”律文对已有的婚约或男女私约的婚姻关系给予保护，“未成婚者，仍依原定；已成婚者，离异”。于成龙使用大量充满褒贬色彩的词汇，既照顾到了案件中的“情实”，又顾及到了“人情”。判词最后对冯父“暂免杖笞”，就是在成全替父求情的冯婉姑的孝心，褒扬孝女。整篇判词，既有法律依据，更有对“人情”、“天理”的综合考量。

《于成龙判牍》通过判词宣扬了注重情理、尊重法律、重视人伦教化的司法精神，是考察清初司法判案的具体样本。判牍也反映了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法律发展的特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