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学界对于中国古代诗学的研究集中于“诗文评”的范围，但古代诗文评文献本来有限，多见于序跋书札，郭绍虞所编四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基本包括中国古代重要的诗文评论著，不少是关于散文、戏曲和小说的论说。而且“诗文评”呈现为玄虚的称名或命题的理论化表述，例如“意象”“兴象”“意境”“趣味”“神韵”及“韵外之致”“独抒性灵”“幽情单绪”“情景交融”之类，大抵本于体悟，不可捉煞，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①严羽：《沧浪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88页。对此的研究业已产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理论史”之类的重要成果以及难以数计的论文，大都视之为“概念”或“范畴”展开抽象的辨析，阐发可以追溯到的思想渊源，如“意象”与《庄子》“言不尽意”和《易传》“立象尽意”“意境”与释教万法唯心和境由心生之说，总体上已经达到正确的系统阐述和饱和的程度，留待继续研究的空间十分有限。

另一方面却是汗牛充栋的诗法著述。唐代取士试诗赋，于是指导应试的诗格、诗式随之产生；宋人大量撰写诗话，其制“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②许顗：《彦周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本，第378页。确立了以句法为中心的诗法讨论，包括字法、属对、篇法，并用事、脱化、声律、用韵都属字句之用；元人复为诗式、诗格；明清仍作诗话，著述滋盛。宋阮阅辑《诗话总龟》、魏庆之辑《诗人玉屑》，清王士禛辑《五代诗话》、孙涛辑《全宋诗话》，今郭绍虞有《宋诗话辑佚》，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郭绍虞、富寿荪辑《清诗话续编》，周维德辑《全明诗话》，张健撰《元代诗法校考》，得其大概。可以说，诗法讲求乃是中国诗学的主要内容，只是诗式、诗格、诗话的谈论，逐条随说而详尽繁杂，无所不包而不繇其统，在纯理论的视角中似乎缺乏诗学理论的价值，且以卷帙众多，抽绪不克，尤其今世学者罕能作诗，对于诗法写作的讲求，缺乏切身的体悟，都是诗法学研究未能展开和深入的客观原因。

尽管如此，现代以来对于古人诗法的个案研究却从未间断，这是因为某家诗论关涉诗法，研究随之，实际上也通合了理论与写作实践的诗法之学，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愈益多见，只是个案的研究不能达到诗法体系的融通。现代学界早已致力于诗法本身诸如体例和谈说方式的规律性梳理，例如蔡镇楚《诗话学》③蔡镇楚：《诗话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国诗话史》④蔡镇楚：《中国诗话史》（修订本），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专门讨论诗话体例、内容和历史，梳理诗话的统绪。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也是一部叙述诗话史的专著，例如第二章《宋诗话》主要讨论苏、黄诗风与北宋后期诗话、第三节综述江西诗说的发展与南宋前、后期诗话，也是本于历史顺序的叙述介绍。①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相关问题的研究论文如明见《中国诗法理论史简论》，②明见：《中国诗法理论史简论》，《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就众多诗话著作提挈简略的线索。陈良运《诗话学论要》阐发诗话“随想随写”的“闲谈”话语方式，指出诗话是一种“无法度约束”的文体，它“不必作出什么论证”，“不以理论建设为目标”，本质上是文学语言，关键还在“诗话的作者们都能写诗”，故多“诗人的悟性”、能“用诗的语言描述诗的种种审美特征乃至作诗的方法和技巧”，③陈良运：《诗话学论要》，《福建论坛》2001年第4期。这对于现代学界的中国诗法学研究难以深入诗话，真是切中要害。

诗法的谈论零散随意，然其谈论的问题总是集中于以句法为中心的体系，包括字法、属对、篇法、声律、用韵以及用事、脱化，乃至抒情、写景、议论、叙事等较高层级的“表现手法”。不同时代的不同论者对于相同的问题发表不同的议论和辩难，看似漫不经心的随笔式谈论，实际上蕴含着十分丰富的诗学理论，例如体用思辩对于诗法的统摄以及自然与工力的相反相成、诗道高雅在用事、借代以及成辞祖述和脱化等多方面的体现，无不即于具体的讲求，隐含一以贯之的思理，或者在具体的讲求中表现为共同的理论倾向，由于诗法与创作的紧密联系，这种理论的提升和概括显得十分必要，诗文评的理论很少涉及这方面的问题。这表明中国古代的诗法讲求形成了相对独立自足的系统，具备成为一门之学的充分条件。本书作者业已出版《中国古代诗法纲要》等著作和相关系列研究论文，但本书的学术价值尤在于中国古代诗法之学的现代阐释，建立了中国诗法学的话语体系，阐发了中国诗和中国诗学的本有特点，在新时代彰显了中国文化的自信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