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著名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对卡夫卡多有研究和论述，他在各类著述中常常论及卡夫卡，有关卡夫卡的例证更是可以信手拈来，不露痕迹，并且他还撰写了专门论述卡夫卡的长文《K》。通过阿甘本来阅读卡夫卡，或者通过卡夫卡来理解阿甘本，应该是有意义和有意思的事，其收获恐怕也不仅仅限于拓展和深化对阿甘本或者卡夫卡的思考和探讨。

在阿甘本那里，语言、法律与宗教问题常常是纠缠在一起的，语言呈现法律和宗教问题，法律和宗教问题必须追根溯源到语言发生学层面才会有真正的理解和认识，“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由于阿甘本主要研究的恰好就是这三个领域，因而他从这三个角度或者领域去理解和阐释卡夫卡，可谓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由于卡夫卡小说原本就具有鲜明的法律与宗教特征，因此，从这里切入可谓恰到好处，并且常常会有新的思考和发现。

一、证据源于一种语言分析

阿甘本的思想发展的逻辑是以语言哲学思考为起点，然后延伸至法哲学、美学、政治学、宗教、伦理、文学等领域。阿甘本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学、语言哲学和文艺学，其主要作品有《无内容的人》(TheManwithoutContent，1970)、《诗节：西方文化中的词和幻觉》(Stanzas:WordsandPhantasminWesternCulture，1977)、《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InfancyandHistory:TheDestructionofExperience，1978)、《语言与死亡：否定性的场所》(LanguageandDeath:ThePlaceofNegativity，1982)、《散文的理念》(IdeaofProse，1985)。阿甘本的语言学基础和功底使他在讨论卡夫卡时常常首先从这一角度切入，然后循序渐进，展开深入探讨和研究。

语言学对于阿甘本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似乎都不会过分。这一点可以在《万物的签名：论方法》一书中找到证据，该书初版于2008年。阿甘本在书中写道：“20世纪上半叶，随着语言学和比较语法在各领域里发挥了‘引领性学科’的作用，人文学科的历史在进入一个没落的阶段之前，见证了一次决定性的加速。通过一种纯粹语言学的分析，就有可能返回人类历史的一个更为古老的阶段，这一观念已由赫尔曼·乌森纳尔在其1896年的作品《神的名字》中提出。在其研究的开头，他就问自己，神性名字的创造如何可能，并且，他注意到，为了试着找到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该答案对宗教史而言是绝对根本性的——我们所拥有的唯一‘证据’(Urkunde)就源于一种语言分析。”①阿甘本认为，我们所拥有的证据源于一种语言分析，也就是说，语言分析不仅仅是研究方法，而且还可以是直接证据。阿甘本的这一特征，在拉克劳(Laclau)看来，就是阿甘本最成名的论述技艺，即“通过对一个术语或概念的谱系学-词源学考察，进而做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结构性分析”②。在讨论有关弥赛亚的比喻时，阿甘本说：“在弥赛亚的比喻里，能指和所指互相接近，因为语言自身就是所指。这就是卡夫卡的寓言，以及一切比喻所确凿无疑地——同时也无可避免地模棱两可地——表达的意思。如果必须发生在比喻中的东西是通向语言之外的道路，而且如果按照卡夫卡的讲法，这只好通过变为语言才得以可能(‘如果你只是跟随寓言，你自己就会变成寓言’)的话，那一切东西都会在废除掉好像(as)的一刻，按同样的方式中止了。”③卡夫卡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语言问题。“对于卡夫卡的祖先们而言，词语就是筑起信仰大厦的砖石，而他们年轻的一代却用词语毁灭信仰，哀悼他们信仰的失落，最终用文学来取而代之。”④如何才能呈现人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呢？卡夫卡坚持认为，人只有在语言中，尤其是在母语中才有这种可能。所以，“思想史上，真正使语言成为家的，即让语言担当起虚无使命的，大概数不出几个人来，卡夫卡算一个吧”⑤。阿甘本通过卡夫卡来探讨语言问题，又通过语言问题来分析卡夫卡，可谓一举两得。

在《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一书中阿甘本便从对希腊词的辨析开始论述：“希腊人没有一个单独的词语，能表达我们所说的‘life’(生活、生命)一词之意义。他们用了两个词。尽管这两个词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词源学根源，但它们在语义学和字形学上截然不同：‘zoē’(近汉语‘生命’义)表达了一切活着的存在(诸如动物、人或神)所共通的一个简单事实——‘活着’；‘bios’(近汉语‘生活’义)则指一个个体或一个群体的适当的生存形式或方式。”⑥这两个词，“zoē”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就是自然生命；“bios”则是政治层面意义上的，就是指人们的共同生活。前者只是“活着”而已；后者还需活得好，活得有质量，幸福。前者相当于萨特所说的“自在的存在”，后者则相当于“自为的存在”。神圣人就只是活着而已。在阿甘本看来，现代政治最典型的表征就是集中营。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每一个个人都随时随地地可能成为“神圣人”，这是现代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阿甘本认为，《诉讼》中的约瑟夫·K就是一位“神圣人”，那位法门前的乡下人也是一位“神圣人”，并且，卡夫卡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也是这样的“神圣人”。